经济学重新关注国家问题

经济学重新关注国家问题

 

经济学家首先认识到政治经济在现代再次结合的必要性。20世纪3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以新的方式出现，自由放任的原则无法解决。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一夜之间成为神话”，市场可以自我调节，经常保持供需平衡。自由市场的经济理论无法解释西方的经济现实，也无法提出解决经济危机的处方。凯恩斯的经济学应运而生。凯恩斯将经济危机归咎于自由市场体系，主张通过国家纠正市场缺陷，解决经济危机。凯恩斯用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来解释危机，认为生产过剩和失业的原因是总收入和总消费之间的差异，私人投资无法弥补。因此，国家必须采取扩大财政支出、减税等措施，刺激需求，达到社会充分就业水平。“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人们突出了经济关系对政治生活的重要性.[49]在凯恩斯的经济学中，国家再次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他主张，“国家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不涉及私人已经完成的活动，而是那些超出个人活动范围的活动。如果国家不站出来，没有人会做出决定。对政府来说，重要的不是做私人的事情，或者做更好或更坏的事情，而是做没有人做的事情。[50]20世纪40年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由于国家再次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政治学和经济学再次融入研究对象。也可以说，政治经济学开始回归，引起了经济学界对社会整体、国家等政治问题的关注，出现了各种政治经济学主张。

 

经济学进入政治领域的另一个角度是这一时期的福利经济学。福利经济学探讨了如何在平衡条件下实现资源的最佳分配，从整体角度评价经济学，也是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动力。美国经济学家P·萨缪尔森[51]结合凯恩斯、希克斯和其他经济学家，包括福利经济学，建立了一个基于西方国家“混合经济”的新经济体系，他的教科书《经济学》自1948年出版以来，在西方广泛流传，到1995年，已经出版了第15版。萨缪尔森的观点被称为新古典主义综合体，其特点是将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分别讨论个人经济行为和整体经济运行，认为个人经济领域自由放任，总平衡需要国家的干预。由于国家正式纳入经济体系，新古典综合派已经包含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此外，来自T·凡勃仑，经J·康芒斯，G·缪尔达尔[52]等人发展的制度经济学也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对制度在经济中的作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凯恩斯的国家问题在未来的经济学中是不可避免的。

 

战后，各国社会发展中政治与经济的融合也对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促进了政治学与其他学科的转变和交叉。政治研究领域扩大，研究课题更新，除了传统政治制度、国家形式结构、民主、平等、自由、政治制度、政治发展、政治变化、政治心理、决策、利益集团、政党、政治文化、舆论、选举等进入政治领域。政治学家也关注政府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以及政治因素的经济后果。此时，政治学走向实证，注重研究实际问题。1987年，美国政治学家伊斯顿回顾了美国政治学的发展，提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战后美国经济的繁荣，引起了人们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记忆，学术界立即做出了反应，社会科学学科再次对经济产生了兴趣，“无论是在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研究中，都形成了我们今天熟悉的新政治经济学，再次关注隐藏在经济政策背后的政治活动。关注经济关系对政治权力归属和应用的影响。[53]社会矛盾的发展是政治学方向性变化的动力，社会科学的新发展也为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