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自制：会计寻租的直接原因

在社会经济资源配置过程中，当权利真空或所谓的“公共领域”和“租赁价值”未被定义时，社会经济实体将消耗资源提取，损害他人利益，即寻租 (rent-seeking)。会计作为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重要制度装置之一，其运行具有直接的经济后果，规范会计配置资源机制的运行规则一般通过政治程序制定，难以实现绝对公平。因此，谁能对会计运行规则施加有利于自身的影响，谁就能在社会经济资源配置过程中提取“公共租赁”，因此，会计寻租成为“经济人”的社会经济实体。 (unproductive profit-seeking)直接手段。

会计自制：会计寻租的直接原因

会计和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为会计寻租提供了可能性，但会计寻租需要会计控制从可能性到现实，会计控制的出现是在会计信息市场失败和政府干预的前提下，随着会计信息社会影响和会计数据开始作为控制的重要工具，政府会计控制规模越来越大，会计寻租越来越严重，但不是正比演变规律，也受到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现代意义上的会计信息披露控制始于20世纪初的美国。当时，会计信息的生产和加工提供是由各企业经营者根据自己确定的会计处理方法进行的，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当投资者和经营者的目标函数不一致时，可能会损害投资者的利益。作为第一个受会计信息披露控制的部门，铁路行业的会计信息处理规范是根据1906年赫本法案授权的州际商务委员会制定的统一会计制度进行的。因此，根据会计经济后果影响范围的逐步扩大，政府将其他行业的会计信息提供规则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最终成立了专门的会计管制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

权力机构开始会计信息披露控制，意味着会计通过资本市场资源配置产生直接经济后果，也意味着社会资源配置链出现“公共领域”，因此通过会计手段“公共领域”租金流抓取寻租活动，会计信息披露控制成为会计寻租的直接原因。一旦开始会计信息披露管制，除非社会制度或社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否则会计上的寻租设租活动将始终以惯性进行。一方面，作为受管制者，即会计信息生产者的企业，只要其会计数据广泛应用于收费管制、签订债务合同和经理报酬合同、决定工人工资等公共用途，就会有寻租的动机和激励，因为通过会计寻租获得的利益往往比通过生产性活动获得的利益快得多；另一方面，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政府管制机构和官员，都有扩大自身管制范围，获得最大租金分割或最大租金抽取的内在激励。一旦租赁成功，他们就有动力继续维持租赁或租赁活动。此外，会计信息披露控制的方式决定了会计寻租的方式和内容。一般来说，会计信息披露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制定会计准则来实现的，因此会计准则的制定模式已成为会计寻租、寻租方式和规模的重要决定因素。当会计准则由立法机构直接制定时，会计寻租就是直接的政治游说；当会计准则由政府部门直接制定时，会计寻租人会通过直接说服准则制定机构官员，或者对准则发表所谓的“评论”意见，或者通过游说立法部门对准则制定机构施加政治压力寻租；当准则由立法或政府机构授权的民间部门制定时，会计寻租极为激烈。例如，在会计寻租现象最突出的美国，强大的企业说客、金融团体、政府部门和国会议员要求改进会计实务，以满足他们特殊利益的需要，往往使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他的前任有时不得不放弃与会计准则开发计划相同的“对投资者和债权人产生有用的公平信息”。

结论：在我日开展会计寻租研究的意义

寻租与制度、制度和产权密切相关。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转型实际上是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为了减少经济转型带来的社会冲击，我国采用了诱导制度变革的方式，其最大的特点是制度的“双轨”运行。从会计的角度来看，由于经济转型，中国甚至未来都会长期出现会计寻租现象。主要的驱动因素有：

（1）中国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会计制度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共存，为会计寻租提供了一定的制度基础。“双轨”会计规则的存在意味着其适用对象存在差异，为那些混合企业集团或跨行业企业利用会计规则范围差异形成的政策空间寻租提供了“先天性”的可能性。同时，中国符合市场经济的会计规则

范围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大量新业务、新形势、新问题未完全纳入现行会计规则的范围，为会计寻租提供了“边际”空间。

（2）经济利益主体的多样化及其利益的异质化必然导致社会经济资源的竞争性利用。与传统的单一公共产权主体相比，新兴利益主体更有可能游说管制部门，争夺传统经济主体的即得利益，而后者更有可能激励“租赁”来保护自己的利益(rent protection)，或者两者相反。例如，中国对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实施了不同的会计规则，一些企业试图说服财政部门或其主管部门，以获得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法、库存后进先出法等“优惠”会计政策。利益主体的多样化及其利益的不平衡也将使会计规则制定的游戏有更多的参与者，为会计寻租准备寻租主体。

（3）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民主化进程明显加快。公众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参与意识和参与程度与寻租规模有很大关系。然而，我国民主化进程的明显加快，为会计寻租活动准备了积极的因素，表现为会计规则制定过程中的评论和意见日益增多，公众更加关注会计信息的质量和使用效果。虽然政治活动应该受到“搭便车”现象的困扰，但其财富转移的可用性仍将吸引许多人参与其中。可以预见，随着会计经济后果的“日益严重”，人们关注会计信息质量和运行规则制定过程的“充分性”、公平的热情会越来越高，会计寻租活动也会越来越普遍。开展会计寻租研究应成为我国会计界的一个紧迫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