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重农学派是现代后期放任主义经济学的鼻祖

法国重农学派是现代后期放任主义经济学的鼻祖，对重商主义的批评首先来自他们。18世纪中叶，法国的农业在经济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大多数农村地区仍处于封建经济阶段。柯尔培尔的重商主义政策对法国的农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国家的财政资源枯竭。以《经济表》（1758）著称的法国经济学家魁奈[29]等人总结了重商主义政策在流通领域致富的教训，重新提出以生产领域为富国的基础。自然秩序是重农主义的哲学基础。重农学派的原文是Physiocrate，由希腊语“自然”和“主人”两个字组成，意思是自然的统治。自然秩序支配着自然和人类社会，自然秩序是上帝赋予的，人们只能理解和遵循它。恢复经济的方法是使人为秩序符合自然秩序，实现与自然秩序一致的方法是自由放任，自然秩序的结果将导致最大的支出满足。重商主义认为，“基于私人财产和政府权威的社会自然秩序最有利于保护人类幸福。”[30]重商主义在法国失败的原因是违反了自然秩序。魁奈主张取消一切干预政策，放任个人和国家之间的经济活动。

 

随着资本主义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现代后期西方政治理论的主题是努力建立一个国家，以保护人才和人权，并试图限制国家。突出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限制国家权力成为主要话题。19世纪，西方主要国家几乎建立了所有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已经进入了稳定资产阶级政权的阶段。在此期间，不需要加强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国家干预被视为个人自由的障碍。19世纪中叶，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其他欧洲大国也开始了工业革命。工业资产阶级的崛起逐渐击败了封建残余力量和金融资产阶级，成为西方国家的主导阶级。工业资产阶级的功利动机更为明显，其根本要求是实现“利润”、“快速发财”。工业资产阶级需要更多的个人自由，尤其是经济活动。他们认为国家是一种“必须要害”，要求国家“远离”自己。

 

西方的意识形态已经从争取个人权利转变为维护个人自由。”19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强调个人自由，捍卫个人自由或人格自由发展已成为首要考虑的问题。现代人所理解的自由并不是指公民平等的政治权利，而是个人自由，即自由经营、自由贸易和人格自由发展，这是自由竞争。国家应该是个人自由的保护者。”个人开始“远离”国家，要求自由发展，经济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行，不需要政治权力的帮助。国家是社会的“守夜人”角色，“管理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代表了当时西方的主流国家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