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理论中的政治和经济

政治与经济的相互联系和制约是社会历史的客观存在。然而，作为研究对象，西方自古希腊就形成了两个独立的学科。直到现代，交叉研究才逐渐形成。从历史上看，政治学的产生早于经济学。古代王朝的变化为政治研究提供了材料。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化催生了政治学，而当时的经济学还没有形成。近代经济学的产生始于政治经济学，当时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重叠。19世纪中期以后，经济学试图摆脱政治内容，专注于市场问题，而政治学则专注于政府和其他政治行为。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政治学家关注经济政策，经济学家研究政府决策过程，两者交叉，政治经济学的提法再次出现。这种新的政治经济学体现在几个在经济学领域有很大影响的流派上，在政治学中也被视为一种新的学术趋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当代政治学与经济学在政府及其相关问题上交叉，政治经济学再次被提及。它也被称为“新政治经济学”，因为它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

 

城邦理论中的政治和经济

 

古希腊的城邦理论最初涉及到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古希腊的社会组织以城邦为单位，城邦居民共同生活，个人离开城邦难以生存。城邦的作用是保护其公民免受自然的虐待、统治者的专横和外敌的入侵。城邦（polis）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古希腊没有国家和社会的分化。“在普通人的理解水平上，‘城邦’的现代同义词是‘国家’(country).[1]既有国家的成分，也有社会的成分。当时各种知识都是以城邦的运作为中心，所以有人把当时的知识称为“城邦学”。城邦学主要研究城邦政体，研究社会、经济、文化等现象。“按照更准确的现代概念，希腊城邦理论不仅是政治学，也是伦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2]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是最早出现的学科。当时经济学的雏形是家务管理，尚未成为独立学科。在讨论正义、善、分工等概念时，古代思想家讨论了财政、城邦的经济管理、所有制，以及商业、货币等经济问题。

 

当时的政治制度主要是城邦制度。政治学是关于治理城邦的知识。国家的起源、政治体制、国家的组织管理从此成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古希腊的哲学认为宇宙有自己的规律，所以政治也被视为一个自然的过程。城邦的规律与自然的规律相似。“整个希腊政治理论的基本思想是获得这种共同生活的和谐。”[3]但事实上，人为因素使城邦的运作具有许多不自然的成分。“希腊政治哲学起源于探索这样一个问题:城邦一方面是自然的产物，另一方面是人工创造。”[4]

 

希腊时代的家政（即经济）也意味着管理。城邦中的家庭由奴隶和主人组成，家庭活动也需要管理。政治是城邦的管理，经济是家庭的管理。古希腊在城邦层面基本没有经济活动，生产和交换都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当时，只有最初的政府通过管理促进经济的思想，比如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5]在他的作品《雅典收入》中从城邦国家的角度讨论了经济问题，认为城邦可以在促进经济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他建议照顾华侨居住在雅典的外国人的利益，以吸引更多的人来雅典。这不仅可以增加雅典城邦的收入，给城邦国家带来财富，还可以让外邦人更愿意在雅典统治下。[6]他还在《经济论》（Oeconomicus）为促进外贸发展，中国提倡完善商事法院制度。“农业是其他技能的母亲和保姆，所以当农业繁荣时，所有其他技能都会繁荣起来。”[7]西方最早将农业放在工业基础上的思想家被认为是现代初期法国重农主义的源泉。色诺芬的主张可以说是最早的政治经济观点，尽管如此，《经济论》并不是他的主要作品。[8]

 

古希腊明确而集中地阐述了国家经济管理职能的是柏拉图[9]。柏拉图在《理想国家》中勾勒出理想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从财产所有制、家庭构成、人口繁殖、教育等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由城邦管理。柏拉图将私有制与理想国家对立，认为私有财产会阻碍公共精神的形成，主张统治者和保卫者不应该有私有的东西，妻子、孩子、家庭等。应该是共有的，“因为他们都是公有的，没有长东西，所以他们之间不会有纠纷。因为人们之间的纠纷都是由财产、子女和亲属的私有权引起的。”[10]柏拉图看到了所有权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提出用公有制来纠正私有制的缺陷，可以认为是现代政治经济学中制度理论的思想渊源之一。柏拉图还主张国家负责子女的抚养和教育，这可能是对国家公共职能的最早探讨。

 

柏拉图理论的核心概念是“正义”。正义体现在秩序上。个人根据上帝赋予的品质和分工履行自己的职责。“每个人都必须执行一个最适合自己天性的职位。”[11]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城邦的建立是因为个人无法单独实现自给自足，需要分工合作，以满足个人各方面的需要。基于社会分工制度，国家将居民分为三个层次：统治者、防御者和生产者，强调所有经济和非经济活动都受到严格的分工水平的约束。“这种分工制度完全是基于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