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发展的困境和制度分析方法的兴起

制度经济学以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为思想渊源，以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为学派，产生于19世纪世纪20 20世纪初。它出现后，通常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时期；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从旧制度经济学向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的时期；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时期。[1](p.三、对发展经济学影响最大的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思想和分析方法，这些思想和分析方法处于第三阶段。

本文将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介绍发展经济学的困境和制度分析的兴起，二是介绍制度分析引入后发展经济学的改进。三是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取决于发展经济学的未来发展。

经济学发展的困境和制度分析方法的兴起

随着二战后一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自诞生以来，发展经济学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密切相关。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解释和政策主张的实际效果将直接决定该学科的发展命运。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出发，提出了“资本化、计划化、工业化”、“三位一体”的“国家控制教条”（拉尔语）。虽然政策实施的结果使一些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短期增长，但最终使广大发展中国家陷入了农业停滞、工业萧条、寻租盛行、二元结构二级分化和经济发展疲软的恶果。

此外，结构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的基础上，向理论宏观方向发展，但其理论基础仍在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有意识、无意识地以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为参考，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张。总之，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研究没有落实到微观层面，结构主义最终导致发展经济学的微观和宏观不协调，影响其整体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论建设和政策实践的双重缺陷最终使结构主义主导的发展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在对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的猛烈攻击下，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为零、信息完整的严格假设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人会对价格机制做出灵活的反应。只要发展中国家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经济发展就会自动实现。由于“价格市场”机制可以同时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因此没有必要独立发展经济学。在新古典主义“单一经济学”（哈伯勒语）主张的影响下，发展经济学面临着“死亡”的危险。

事实上，正如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所指出的，“过去经济学家无法充分解释经济增长的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被忽视。”[2](p.2)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共同缺陷是忽视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未能看到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缺陷，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而且使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

早期，一些经济学家意识到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例如，刘易斯在对经济增长来源的分析中指出，技术进步是表面原因，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激发的技术创新热情是更深层次的因素。他对二元结构的分析显著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各方面的不平衡。缪尔达尔讨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循环的累积因果效应，揭示了其制度的根源，建议只有创新农村土地制度，才能摆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库兹涅茨对大量低收入国家的历史统计数据和罗斯托对“传统社会”的分析也反映了政治结构、法律制度和社会文化整合的特点，指出制度缺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然而，在这些学者看来，制度是一个难以严格分析的范畴。他们只是描述和列出了大量的现象，并没有在系统研究中形成一个系统。[3](p.362)激进主义学派的发展经济学家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他们更多地从阶级的角度来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后，制度分析方法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V.奥斯特罗姆，D·菲尼、H·以皮希特等为代表的学者利用科斯、诺斯等人创造的新的系统经济分析方法，对以资源、技术和人类偏好解释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挑战，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在短短的十年里，新的系统经济分析方法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内生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