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问题：人力资本短缺的后果

贫困问题：人力资本短缺的后果

贫困问题包括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前者是指因收入低或疾病、自然灾害等生活变化而陷入生活困难；后者是指虽然生存的最低要求得到了满足，但与社会上的其他人相比，生活非常贫困，即贫富差距很大。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看，经济萧条时非熟练劳动力、资历浅的工人首先会失业，造成绝对贫困；然而，当经济繁荣时，高人力资本人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收入，导致低人力资本人的相对贫困。台湾省的贫困既有绝对贫困，也有相对贫困。

虽然台湾被称为富裕，但社会底层的劳动阶级生活非常悲惨。200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台湾近70%的社会底层工人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50%的工人不敢买房，60%的工人不愿意生孩子。然而，随着健康保险费用的双重上涨，50%的工人生病时宁愿先去药店买药，也不愿马上就医。台湾“工人立法行动委员会”称，台湾底层工人“负担不起、负担不起、负担不起、负担不起、负担不起、负担不起”[9]。2002年，台湾683.939万户中，有136.7878万户入不敷出，占总户数的近1/5。这些家庭的平均年可支配收入只有29.2万新台币，消费支出需要30.2415万新台币，只靠借钱生活。这是绝对贫穷的。

与贫困相比，问题更严重。早期，台湾当局积极创造就业机会，降低失业率，缩小贫富差距[10]。所谓“台湾经验”或“台湾模式”，主要是指台湾同时实现快速经济增长和相对公平的收入。然而，近年来，台湾出现了严重的失业问题和贫富分化。2009年8月，台湾失业率飙升至 6.13%，失业人数上升至67.2万人，双创历史新高。2011年，台湾省景气有所回升，平均失业率为4.39%；平均失业人数为49.1万人。

衡量岛上相对贫困程度的主要指标是低收入家庭的数量。岛上低收入家庭数量逐年增加。1989年，低收入家庭只有3.7万户，1998年增加到5.2万户，2003年6月底增加到7.3万户，总人数接近18万人，低收入家庭增长越来越快。贫富差距日益不同。2002年，最高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近180万新台币，最低收入群体不到30万元，差距高达6.16倍。2011年，台湾的贫富差距比十年前翻了一番。 2011年7月起，台湾省当局实施《社会救助法》修正案，放宽救助范围。当年，低收入户人数达到31.3万（占总人口的1.35%），比2010年底增加14.6%[11]。

由于台湾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高收入与低收入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扩大；两代财富积累效应使贫富家庭比收入分配更不同；多入学计划形成的筛选机制明显不利于农村和低收入家庭子女，扩大了人力投资差距，教育体系成为复制贫富差距的帮凶。宋楚瑜在2012年大选中提出的“三中”现象（即中低阶层、中小企业、中南部地区相对薄弱）确实值得关注。

台湾社会的阶级流动开始放缓。除了加入农民工，绝大多数新成员别无选择，创业所需的资本和技术门槛也越来越高。过去，中小企业曾经是培养新一代企业家的摇篮。现在，他们要么大量离开，要么萎缩，甚至赔钱。这也产生了大量技术低、学历低、中老年失业者。这些人再就业机会低，成为新贫困家庭的主要成员之一。

总之，人力资本投资已成为台湾省贫富差距的主要因素之一，仅靠市场本身的调整很难调整这种差距。只有“政府”大力干预，大幅增加人力资本投资，调整人力资本结构，吸引外流人才回流，才能逐步解决台湾省的贫困和失业问题。中国大陆应该从台湾省人力资源投资的成功经验中吸取教训，避免失败。在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尤其是教育投资的同时，要积极动态地调整其结构，实现人力资源和需求的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