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管制的制度变化

古典经济学提倡的自由市场的失败导致了凯恩斯时代的政府干预。现代意义上的政府干预是行政机构通过发布标准或采取具体行动改变消费者和制造商的供求决策，直接或间接影响市场机制的行为。会计控制是现代市场社会政府干预的重要形式之一，其功能主要是控制会计信息供求关系、会计信息数量和质量以及表达形式（吴联生，2001）。显然，会计控制实际上是对会计信息的控制，是对会计信息确认、计量和披露的控制。

 

会计管制的制度变化

 

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斯的观点，该系统是制定的一系列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主要用于约束人们的行为，调整人们之间的利益。一般来说，该系统相对稳定，但随着社会发展和环境的变化，该系统将继续修订和调整，也可能被另一个新系统所取代，从而形成所谓的系统变化。一般来说，制度变革的基本驱动力是基于行为主体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制度变革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利益主体渴望获得最大的潜在利润，即希望通过制度创新获得现有制度安排中无法获得的潜在利润。如果一个系统安排仍然蕴含着巨大的潜在利润，那就意味着这个系统安排还没有达到帕氏最优。制度变化也取决于收入与成本的比较。只有当收入预期大于成本预期时，制度变化的主体才会促进制度转型，出现新的制度安排。显然，会计管制是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会计管制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企业、注册会计师行业、投资者等）不断为会计管制的创造和废除进行利益博弈。因此，会计控制的范围和方法不是固定的，会随着市场条件和经济背景而变化，控制目标和控制体系也会发生变化。

 

会计管制制度始于20世纪初的美国。当时，会计信息的生产、加工和提供非常随意，由各经营实体根据自己确定的处理方法完成。根据1906年赫本法案授权的州际商务委员会制定的统一会计制度，美国铁路部门是第一个受会计管制的部门，其会计信息处理按照相关规范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将财富视为公民的自然权利，主张不干涉，鼓励经济自由放任，否认政府的积极干预。到1925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已经放松了对该公司的控制。当时，美国企业没有财务欺诈的障碍，会计界提倡保密，企业可以在保密的借口下肆无忌惮地欺骗财务和会计。1929年证券市场大崩溃，使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萧条，生产大幅下降，物价暴跌，失业前所未有。经济危机后，当人们认为自由放任、缺乏标准化、缺乏诚信的会计市场是危机的根源时，政府有责任全面干预会计监督，承担重建会计市场诚信的责任。美国国会于1933年和1934年颁布了《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根据这两项法律，国会授权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负责会计和财务报告业务，依靠SEC规范公司财务报告，满足公众对公司信息的需求。SEC实际上控制着美国会计准则的制定和实施，使美国逐渐形成市场化的会计管制模式。1960年以后，随着货币主义等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放松管制成为各国政府改革的方向选择。到1990年，经过近30年的自由放任，资本市场自觉或自发形成的中介机构在放松管制后，相互监督和自我约束的机制被削弱。上市公司接连爆发财务丑闻，社会各界强烈要求完善现行管制制度，堵塞管制制度漏洞。美国SEC先后出台了SEC 九项新法律法规涉及审计市场的重新规范、资产负债表的外部安排、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等方面。可以看出，会计控制的范围和方式一直在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控制通常是对经济事件和市场感应的特殊回应。

 

在传统制度下，我国的会计监督主要依靠政府有关部门代表国家对会计信息提供单位实施外部监督，单位内部会计监督难以发挥作用。然而，由于当时外部环境和会计信息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有限，传统的会计监督机制仍能运行，会计信息质量问题并不突出。然而，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和经济环境的变化，我国原有的会计管制机制日益落后，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检查特派员、会计委派制度、外派监事会制度等相关改革措施也相继实施。近年来，中国政府颁布了《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企业财务通则》、《注册会计师法》、《公司法》、各级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特殊情况，出台了《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对当地会计市场进行了控制。特别是会计监督机制的完善，初步构建了单位内部监督、社会监督、政府监督的基本框架，反映了监督理念和思想的变化。这些制度的建设将对会计运行监管机制的建立产生重大影响。然而，我国现行的会计监督制度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过度监督和监督薄弱。一方面，政府监管分散、分工不明确、多重复检查削弱了会计管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注册会计师民事赔偿责任制尚未建立，红光工业、琼源、银广夏等会计信息虚假行为越来越严重是最好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