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财政空间传导的理论模式

土地金融作为一种融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地方政府城市化进程中的“钱从哪里来”问题。与此同时，地方政府逐渐依赖土地金融，在全国迅速蔓延，最终演变为“集体红灯”群体行为；严重威胁地方金融安全、城市化战略和国家宏观经济稳定发展，特别是未来房价大幅下跌，地方政府将面临巨大的债务压力。那么，如何有效地控制和管理土地金融呢？

 

1、回顾相关文献

 

土地财政并不是中国地方政府的独家发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联邦政府也使用了类似的方法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和筹集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但中国的土地财政问题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般来说，现有文献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我国土地财政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首先，它证实了土地财政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例如，辛波和于淑丽[1]建立了地方政府各种收入来源对地方GDP的经典计量经济模型。结果表明，土地出让收入对GDP的影响最大，证实了地方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土地财政的事实。薛白和赤旭[2]构建了两个要素和三个部门寻租模式。进一步分析认为，土地财政规模与区域GDP增长有双向互动关系，发现地方经济发展能力的提高并没有像美国经验那样促进土地财政逐步转变，而是进一步促进了土地财政规模的扩大。二是分析了土地财政对房价的影响及其可持续性。如仇宝兴[3]研究认为，土地财政规模的盲目扩张很容易导致非理性的“地王”现象，然后成为房价上涨的信号灯和助推器。这种示范效应是土地财政推高房价的作用机制。周斌和杜[4]构建了一般平衡模式，发现土地财政必然会促进房价的持续上涨，从而降低居民的个人效用，引起公众的不满；房价越高，地方政府的效用就越大，因此地方政府有促进房价上涨的内在激励；中央政府很难通过商业银行控制房价的快速上涨。三是深入研究土地财政的形成机制。如Cao等[5]认为，土地征收成本过低是土地财政规模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陈国富和清志琼[6]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土地财政，认为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中的“财政幻觉”导致了土地财政规模的不断扩大。吴群和李永乐[7]从地方政府竞争的角度解释了土地财政的形成机制，认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纵向竞争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竞争共同鼓励地方政府实施土地财政战略。王克强等[8]研究了自独立战争以来土地财政收入的发展。分析认为，土地资产收益是历史的必然产物，应客观看待土地财政的“过渡”和“阶段性”现象。吕丹和王宇[9]认为，土地金融在中国经济发展特定制度背景下的行为模式的选择具有现实的合理性，以大连为例分析了地方政府土地金融的综合经济影响和改革路径。李毅等[10]证明，中国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增长确实是一种战略行为，其增长具有横向竞争模仿的战略互动和时间惯性依赖。

 

从现有文献来看，学术界对土地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外部不良影响及其不可持续性有着清晰的认识，但对其形成机制及其实证检验的研究仍有待深入研究。本文以地方政府竞争与空间相互作用理论为基础，用地方政府的“标尺竞争”和空间“传导效应”来解释土地金融的规模扩张，进而得出治理和调控土地金融规模异常扩张的策略。

 

二、土地财政空间传导的理论模式

 

自1994年中国实施税收制度改革以来，地方利益的合法化导致了地方政府之间的激烈竞争。适当的政府竞争可以提高公共物品的整体供应水平，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前提是要有科学的绩效考核制度。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基本上是由相应的上级部门任命的。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理性人”，利用上下级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短期内创造经济繁荣，获得更大的晋升机会，学术界称之为“标准竞争”[11]。这种竞争往往需要巨大的成本，而日益增长的地方财政赤字正好证明了这种战略选择的“合理性”。此外，“标准竞争”在该地区具有很强的可传导性，最终使土地财政扩张成为地方政府的必然选择。

 

参考Stackelberg的双寡头竞争模式，我们假设有atackelberg、b两个同质的地方政府在初始阶段竞争固定数量的晋升机会（t=0)其晋升机会均等，即Pa0=Pb0=1/2；假设a率先选择规模为L的土地财政策略，如果b根本不跟进，而是选择常规的发展策略，其晋升机会将在下一阶段被侵蚀μ（0<μ<1）；因此，当a始终保持土地规模L不变，B完全不跟进时，B在第k期（k≥1)收益函数为Pbk=Pb0(1)-μ）k。对收益函数的极限要求如下：

 

也就是说，如果b以同样的规模反击a的土地财政策略，b的官员将能够在长期竞争后夺回部分晋升机会。由式(5)如下:limk→+∞Pbk（t=1）=0.5，limk→+∞Pbk（t=2)=0.45，limk→+∞Pbk（t→+∞）=0.25.其含义是：如果b和a在第一阶段选择相同规模的土地财政，其晋升机会将长期保持平等；如果b落后于a，选择相同规模的土地财政作为反击，随着滞后时间的增加，长期可恢复的晋升机会越来越小。从公式（5）可以看出，虽然土地财政作为晋升游戏中反击手段的“跟进”策略不能达到超越竞争对手的效果，但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晋升机会的损失，实施效果越早越好。如果b从第一阶段开始使用nl规模（n>1)反击a的土地财政策略，a的晋升机会被侵蚀μ1n-1，则有：

 

Pak=1-Pbk=1-12（1-μ） k（k

 

[1-12（1-μ）t]?（1-μ1n-1）k-t （k≥t）（6）

 

在k≥在T的情况下，由[1-12(1)-μ）t]?（1-μ1n-1）k-t=0.5解得a、B晋升博弈的转折期发生在第k*=log（1-μ(1n-1)[2-(1)-μ）t]+t期，即第k*期后，b地官员晋升机会超过a地，使用的反击时间为：

 

k*-t=log（1-μ(1n-1)[2-(1)-μ）t]（7）

 

也就是说，如果b以nL（n>1)规模强度反击a土地财政策略后，通过规模反击a土地财政策略（k*-t）经过一段时间的争夺，b地官员不仅夺回了所有失去的晋升机会，而且从（k*+1)期起反超a。从公式(7)可以看出，b的反击规模越大，反击时间越早，恢复和超越所用的时间就越短。

 

上述理论分析表明，一旦地方政府采用土地财政策略，其竞争对手将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大的努力跟进这一策略，以免在地方政府的“标尺竞争”中处于被动局面。因此，我们认为，土地财政的学习、模仿和空间传导是地方政府作为“理性人”的无奈选择，也是地方政府作为“理性人”的合理选择，这与我们在走访过程中发现的实际情况是一致的。正是在地方政府“标尺竞争”与空间“传导效应”的互动影响下，土地财政不断蔓延和扩张。至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地方政府除了考虑“是否”、“是否需要”等地方因素外，还将重点关注竞争对手的土地财政规模，以确保其在“标尺竞争”中不会处于劣势。

 

假设2：地理空间距离越近，经济发展水平越近，地方政府的“标尺竞争”就越激烈，地区间的传导效应就越明显，地方政府扩大土地财政规模的冲动就越强烈。